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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口故事,我讲给你听,再通过你讲给走马灯的官员们听。 
          ——题记

  在旧口镇高集老街上,有一些破旧的老房子。其中一户,主屋中堂位置挂着两幅牌匾,显示这户与众不同(见图1、图2)。右边一幅写有“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维埃政府遗址”字样。左边一幅为遗址简介,全文如下:
钟祥县苏维埃政府遗址
  一九三二年中共钟祥县委机关由河西文大庙集迁驻高集黎勋庭家并在此公开挂出“钟祥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当年农历五月中旬在高集召开中共钟祥县委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县委书记谢威、秘书长陆克明、组织部长罗伯南、宣传部长童子浩、委员兼团县委书记王汉林、委员兼团县委宣传部长罗直方,还有委员和区委汪某某、孙玉楼、孙运宝、黄丁山、曹家斌、茹传品、赵忠秀、姚文烈、魏志宣、唐斯一、聂琴堂等。根据省、地、县保护文物古迹的有关精神,此遗址要列入重点文物古迹保护,不准任意毁坏撤掉,要保持现状。如要维修,必须事先要经县博物馆和区领导批准同意。不得擅自动工修建,否则,以损坏文物古迹论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给予经济处罚。
保护人:杨远林、江祖发、杨士兵
中共旧口区委员会
钟祥县旧口区公所
1986年10月立
  从这段简介中我们知道,1932年这栋房子曾作为中共钟祥县委机关所在地对外挂牌,同年5月这里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87年过去了,当年这里到底经历了一些怎样的事件。让我们拨开迷雾,寻觅遗址背后的故事。

一、两次转移,钟祥苏维埃政府迁到高家集
  1930年8月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进入河西石牌,有利于钟祥革命形势的发展。钟祥县委为了将钟祥建成革命根据地,领导组织了几次地方“农民暴动”,并在南区的长滩埠成立了第一个钟祥县苏维埃政府(见图3)。推举徐春辉、张继襄、陆克明、范子谦、马伯功、孙玉楼等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谢威为主席。当年冬,盘据在钟祥的反动武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对我南区进行“围剿”。不得已,钟祥苏维埃政府迁往河西。
  1932年初,河南流匪“挖锄队”流窜到旧口水湖作案,匪首名叫钟志超。为了打击当地反动势力的气焰,南区党组织决定,由共产党员曹家斌负责组织锄奸队假借“挖锄队”名义铲除当地反动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铲除了南区以南一批恶霸地主、顽匪叛徒。这段时间,红三军攻占了应城、皂市、永隆河、下洋港、旧口。我县所属汉宜公路以北,襄河以东,先后建立了熊桥乡、屈家乡、樊陈乡、沙岭乡等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几乎与南区联成一片。高刘集一带党组织逐步恢复,群众的革命士气空前高涨。
  与此同时,河西革命形势相当严竣,在国民党顽匪一波又一波“清剿”行动中,苏维埃政府难以立足,1932年春又迁到了相对安全的高家集。

二、武装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钟祥苏维埃政府迁到高集后,盘据在旧口一带的顽匪林训芝、汤天山企图将其剿灭。1932年5月17日两匪纠集一起,林训芝带几十人从旧口出发从南向北、汤天山带几十人从郑家集出发从西向东分两路向高家集逼进。
  在旧口通往高家集的每一座桥上,都有我赤卫队员设置的栅栏。当林训芝纠集的几十人到达陈家大桥时,早已布下埋伏的我襄北特委的一个手枪班冲出一阵开火。林匪从没见到这阵式,手中枪支乱放一气,来不及抵抗就作鸟兽散,逃回旧口去了。
  汤天山部听到南边的枪声,此时正在高家集以北的柳林河边。以为林部打到高家集了。挥舞着手枪叫嚣道:“弟兄们加快脚步,到高家集上馆子去。”此时我赤卫队队长姚德章正带着十几人扛着红旗在艾家岭方向活动,汤匪赶紧追了过去。恰逢此时,我鄂北游击队程克纯带领的100多人在此执行任务。100多人的游击队如神兵天降,杀得汤匪措手不及、四处逃散。柳林河这一仗俘敌十多人,缴枪十多支,更重要的是打掉了敌匪的嚣张气焰,有力保卫了新生政权。

三、县委扩大会议召开
  1932年6月17日,县委扩大会议在高家集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上面“钟祥县苏维埃遗址”简介人员外,还有县委成员马伯功、郑家坤、王良栋以及各区委书记孙运廷、杨筱震、魏治道、刘鹏洲、赵月楼、杨维亮等。会议第一天,由陆克明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谢威传达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党的纪律并作工作报告。从钟祥市新四军研究会提供的一份当年会议记录可知,这极有可能是我们党关于监察巡视制度最早的记载(见图4)。谢威讲话完毕,陆克明宣布上级任命,新的县委书记为陈国华,谢威调任湘鄂赣省委巡视员。
  新书记为夏曦派来钟祥主持全面工作的陈国华。而夏曦则是王明的忠实追随者,与王明一道留学莫斯科。是在共产国际怂恿下网络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1931年,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凌架于贺龙之上,在红二军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会议第二项议程便是新的县委书记陈国华讲话。他着重强调当前形势,国民党派遣AB党、改组派打入我党内部。安排目前中心任务,就是肃清党内改组派等反革命分子。他的讲话完毕,组织部长罗伯南拿出一份材料,检举揭露本次大会秘书长陆克明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作风霸道,强占人妻的“罪行”。清理党内改组派就此拉开序幕。当天晚上参加会议的成员就有人失踪,失踪原因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迷。接着几天的会议上陈国华不调查研究,大搞逼供信,指鹿为马,草菅人命,在会上将团委书记王汉林、游击队长曹家斌、姚文烈等指名为“改组派”而杀害。就这样,又一场血雨腥风席卷钟祥大地,我们许多同志没有倒在杀敌的战场上却倒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下。坚持五年之久的革命根据地,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被陈国华等人葬送了,钟祥土地革命运动再次进入低潮。
  会议进行第四天,接线报顽匪汤天山又要到高家集围剿苏维埃政府,此时高家集周边没有外援部队。考虑到本地赤卫队难以阻止敌人进攻,会议决定县委机关和大会迁至长滩埠。当天晚上县苏维埃政府撤离高家集。
  高集“扩大会议”,凡研究钟祥革命史,都是一次无法回避的重要会议。已载入钟祥史册。

四、黎家的企盼
  今年6月16日我和旧口二中退休教师王国银造访了这处遗址。
  钟祥苏维埃政府在高集的办公地借用的是黎勋庭家房子,房子前面是商铺,商号“黎太和”,经营日杂用品,后面为住房。刚解放门面房子被政府征收,做了高集公社卫生所。卫生所搬迁后改做市场交易所,再后来是集体的理发店。80年代初理发店将房子卖给了杨远林个人。前几年主人才从杨远林手里买了回来。自家房子给人家使用了60多年,还得自已掏钱赎回来,最终物归原主,结局还算完美。
  房子原始主人黎勋庭,生于丙子(1876)年的腊月十三,晚清秀才。一套青袍蓝衫、镂花金顶官服直到文革期间才被家人销毁。为人正直,行事谨慎,方圆十里有着极高的威信,被百姓尊称为“黎相公”。“黎相公”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章明成人后分家离开了老屋。小儿子章顺生有两姑娘,小姑娘名显香,留在黎家支撑门面,今年84岁,看上去就70出头的样子,言谈举止中仍透露出大家闺秀所特有的气质(见图5)。
  黎显香老人接待了我们,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祖父的故事。祖父虽是晚清时期的官员,但思想开明追求进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有一年几个土匪将两红军女战士追到了高家集街上,祖父见状,将两个女战士藏到了自己家里。几个土匪在街上转了几圈没找着,在我家门口站了一会,由于没有证据也不敢进来搜查,然后悻悻离去。解放后,其中一位女战士到我们家来感谢“黎相公”的救命之恩。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位女战士姓罗,家住熊桥山湖村。曾参加过“扩大会议”的一位领导,后来任新四军五师参谋,姓张。有一年冬天,张参谋来到我家,让祖父帮忙采购一批布匹和棉花,没几天新四军所需物品采购齐全。祖父派人护送到南区,后经南区送到客店赵泉河。祖父为革命所做的事还有很多,但从来不让家人知道。解放后我们在祖父留下的遗物中发现了一面写有“钟祥县苏维埃”的旗帜(见图6),还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竖排繁体书。是当时“扩大会议”遗留在我家的,那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保留下来。后来我们交给了高集公社的于绍金主任。
  老人继续讲道。我家土改划为地主,80年代初,虽然给地主摘了帽,但我一直对当年土改划为地主不满意。我家一分田都没有,凭什么是地主呢?儿子从报纸上看到谢威任湖北政协副主席的活动报道,我让儿子给谢威写了封信,反映我家情况。信发出去的第四天,王宏义(时任武汉荣军医院院长)就来到我们家。告诉我们,谢威收到了我们的来信,非常重视,让他先来打听我们的情况。没多久,谢威带着一行人来到我们家,有王宏义、从克家、黄令鳌、陈吉全等许多当年的老革命,还有县里、区里、公社的好多领导。他们在我家回忆当年工作的情景,边回忆边说“黎相公是对革命有功的人”。接着在小公社会议室为我家召开平反大会。那天我们一家人都很激动,谢威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你老人家亲自到我家主持召开平反会,还来了这么多领导,我知足了。我没有向政府提任何要求。
  讲到这里,老人的儿子进来插话道:当年平反时我们什么要求都没提,现在有个要求。既然我家是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破成这样了也不让我们自已维修,说不准这房子今天明天就塌了。政府能不能拿点钱修整一下。前年下大雪,我怕屋顶垮塌,屋内支起了十几根柱子。他还让我们查看了仍然保留的大门、门坎及门垛,希望将来维修时能派上用场(见图7、图8)。
  当我们离开黎家时,黎奶奶送我们出大门,一再感谢这么多年了政府还没有忘记他们,还来查看他们的房子。我只是摇摇头,我是“政府”吗?

  据史料记载,与太平天国同期,有一支活跃在皖、豫、鲁、苏、鄂、陕、晋、直(冀)八省十余年的军队,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捻军。1865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捻军被迫分为东、西二捻,东捻首领赖文光,西捻首领张宗禹。
  同治五年(1866年)冬,时任湖北提督的郭松林奉旨入鄂围剿东捻军。在旧口附近的一次战斗中,郭松林部被捻军所围。突围时,郭松林率骑兵南撤,捻军急追,大部分将士被杀。危急时刻,郭松林只得弃马而坠,被紧追其后的捻军猛击左胫骨致重伤,郭忍痛装死,深夜被属下救出。此役史称“旧口围剿战”。清军提督曹仁美、提督吴宗国、总兵谢连陞、補用副领郭芳珍(郭松林之弟)四将领阵亡。按当时建制,一省设一提督两总兵。一次战斗损将三正二品、一从二品,在清军战史上是极少有的。
  1868年1月,东捻在山东胶莱河寿光战斗中全军覆没,赖文光遭俘虏后被杀;8月西捻在茌平溃败,张宗禹在十余骑兵护卫下湮没在崇山之中。至此捻军悉数被平。
  朝廷为纪念在旧口阵亡的将士,1869年天子下诏在旧口建专祠名“四忠祠”。并在附近置田30余亩,将每年收益作为祭祠的开支。但好景不长,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祠堂被毁。民国初年,这里改建警察所,抗战胜利后,旧口镇民国学校设于此。解放后,这里先后设旧口区公所、招待所、幼儿园,现为旧口二中教职工住宅区。祠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本人有幸获得“四忠祠”全套碑文。现整理如下:(以下为碑文开始,碑文中无法辨认的字用*代替)


  同治五季冬十二月,捻贼犯鄂。今湖北提督郭松林偏师,战于钟祥之旧口,松林受重伤。于时死事部将记名提督励勇巴图鲁曹仁美,记名提督资勇巴图鲁吴宗国, 提督衔记名总兵靖勇巴图鲁谢连陞,湖北補用副将松林之母弟芳珍,以及将弁士卒,凡三千余人皆力战杀贼以死事闻。
  天子加恩建专祠。明季,松林伤愈复出。从今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肃毅伯李鸿章 ,战齐鲁捻贼赖文光於江境。又明季,战几朝*贼张宗禹於茌平南镇。捻患悉平 。又明季,松林莅今任道旧口。松林痛国耻之雪告功於天子,而诸君不及见也。躬膺爵宠享恩荣,而诸君喋血赍志以殁也。诸君与松林定江表,所当辙破而猝及於难乎。初与捻逆遇不知其道,以小队当钜万贼,犹能屡胜於德安、云梦、应城,而以力应死也。人材难再得,手足有深恸。於是留舟二日招诸君之魂,哭以祭之。又命总兵张*贵、兰福升搜遗骨以礼葬为冢,择地建祠如制。列四部将主於中楹。以在事文武之可考者,祔*祀谱勇弁之无名者於两庑。买田三十余亩,为每岁祠祭。费白金共三千,*月祠成。松林曰:是役也,予一生之钜创而予之卒视成功者,亦实得力於此。 国家祠祀礼至重,不可不具刻於碑,以照国恩而表忠义。俾知小予之不德,而能幸窃功名者二三,予之力不可忘也。乃乞辞於树森书其事於石。松林,树森同郡人,战时任福建提督。辞曰:
  殉死一时,大节千古。既勇既忠,厥死乃武。桓桓诸公,策勋盟府。力挫狂氛,奋身鼙鼓。荆山之阳,汉江之浦。谁思烈义,庙薦簋簠。大哉帝恩,厂斯庙宇。亦越将军,念故部伍。引咎表勋,斯昭皇祜。大功告成,私表茹苦。薄田新庙,馨香兰杜。帷万斯年,降福兹土。
  长沙彭树森撰书篆额。(以上为碑文结束)


  百年之前一位好事者,将碑文收藏下来;百年之后又一位好事者用现代文字将碑文公布于世。正是好事者拂去这碑文上的尘土,才使其重见天日,为旧口历史增添浓重一墨。
  为便于大众阅读理解,白话译文将于近期推出。但文中一组数字震撼人心,“凡三千余人皆力战杀贼以死事闻”。“三千余人”只是清军阵亡人数,那捻军又死亡多少呢?
  史载。1867年3月,捻军放弃旧口东行。临行前,将转战旧口阵亡的近千人将士名单刻入石碑,立于莲花寺内。莲花寺解放后为旧口高中的学农基地,文革期间这块碑被人用牛马车拖到旧口高中校园内,做了开水房的垫脚石。我们专程到春光二组向时任后勤主任李义彬(1926年生)打听这块石碑的下落,结果仍是不知所踪。随后,我们来到肖湾村三组,在刘正明老书记引导下找到那场战斗结束后集中埋葬清兵的“官兵冢子”。冢子几近覆平,早已成为农田,包谷长得正旺。
  清军“三千余人”加捻军“近千人”。发生在旧口一次小小战争死亡竟高达四千多人。那是何等的惨烈,用浮尸遍野、血流成河形容一点也不为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此人民生活在平静祥和的环境中。当年郭松林祈盼的“帷万斯年,降福兹土”才真正成为现实。(个人研究成果,谢绝转载。)


  近日从网上获得一张照片,照片正面是8名日本军人在一扇大门前合影,照片反面有段文字标注。这段文字透露出照片详细信息,拍摄地点“钟祥县”“旧口镇附近”“田家湖高桥队事务室前”,拍摄时间“昭和十四(1939)年七月二十五日”,拍摄事由“警备纪念”,以及8人姓名军衔。


  由于这张照片拍摄地在我们旧口,有了一种探究照片背后故事的冲动,而探究首先就要找到拍摄地点“田家湖高桥队事务室”。


  从小就知道旧口罗集一带有条人所共知的歇后语“田个湖送早饭——一桶粥”,但打听罗集几个田姓朋友,都无法准确说明“田个湖”是哪儿。于是电话打听汉江、熊桥、高集、迎丰一带,结果均查无“田个湖”地名。一番周折后又将关注点回到罗集,专门打听歇后语的“田个湖”是指什么。原来“田个湖”并不是指某个地点而是指北起王淌村部,南止古庙9组,东从陈台5组,西到青庙1、2、3组,近10平方公里的一个区域。


  界线划定后,再在这一区域内寻找“高桥”。按当地习俗,桥名有两种叫法,一种叫“高个桥子”,一种叫“高桥子”。时过境迁,对于某个人名,可能很快被历史遗忘,但对于1939年曾经使用的地名,这个年代的人应该有记忆。于是在微信朋友圈发出“田个湖找到,高桥子还远吗?”的求助帖。帖子一经发出终于清楚了田家湖几座桥梁。田家湖近4公里长的河道上只有“下马桥”和“上马桥”,而这两座桥与马姓无关。“下马桥”是指这这座摇摇晃晃的木桥骑马人过桥时必须下马才能过河。“上马桥”也并非可以骑马过河,而是指在“下马桥”的上游。这段河属郑刘桥河上游最大支流,当地人称“马桥河”。结论是马桥河上无“高桥”。


  后来又有人提供信息,田家湖东边两公里地方另一条河道上化家台有座桥,但不知道桥名。这个会不会是高桥呢?后来打听这座有名,叫“施桥子”。穷尽所有办法无法找到“高桥”,只好将这条线索搁置一旁,从照片背景入手。


  田子江,我的高中同学,66岁,青庙村人,现住罗集社区,做过教师,经过商,曾参与当地地名普查。很不前卫,时至今日使用的还是老人手机,当我委托老同学田光荣将照片让他辨认时,看了第一眼就惊奇的叫道“这不是我们田家祠堂吗?”。不到一分钟他就打电话告诉我:“田家祠堂文革初期拆除建了罗集公社房子,当时我十来岁,经常到祠堂去玩,对祠堂印象太深刻了,照片背景一看就知道我们田家祠堂。”对十来岁孩子的记忆,我表示怀疑,况且对于历史事件孤证不能成为证据。我决定到当地做一个实地调查。


  5月13日下午,我邀约田光荣、田子江来到青庙5组原村主任武文华家,让他带我们去找一位当地老人求证。我们一行刚出门在一个巷子处看到一位老人杵着拐棍走来。武主任说,那就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老人,叫田道银,快九十岁了。我们迎上前去,武主任打开手机中的照片让老人辨认,说:“您看看,这照片后面的门,像我们附近哪儿?”老人看了看说:“眼花了,看不清了。”随行的田光荣将自己的老花镜取下给老人戴上。老人看了看说:“这像是我们田个祠堂。”我说:“您确认吗?”老人又看了看说:“是的,就是我们田个祠堂。”我说:“你凭什么说是?”老人说:“我们田个祠堂在我的印象中太深刻了,是忘不掉的。”田老人1931年生,文革拆除祠堂时快40岁了,对祠堂的记忆应该是深刻的。


  告别田道银老人我们来到陈台5组求证肖道金老人。肖老人,1936年生,今年已84岁,身体健朗,我们碰到时正在田里干活。我们说找老人有点事打听件事,他将我们一行引到他家,搬来椅子让我们坐下。肖老人眼不花耳不聋,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当我们拿出照片让他辨认时,老人很快就说出“这是田个祠堂”。他的理由是门上面门檐的样式是田家祠堂独有的。肖老人说,他家离祠堂只有几十米远,小时候是在祠堂里长大的,祠堂的样子清清楚楚。


  下一站我们要到陈台2组去找一位老人,除了核实照片位置外,还要打听这个组当年修建碉堡的情况。刚进村口就见一位老人在收割油菜籽,我们下车与老人攀谈。老人名叫王荣松,也是1936年的。除了确认这照片背景是田个祠堂外,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说:有一年田个祠堂找了几个师傅检修屋面的漏瓦,其中一位师傅将屋脊上的“白猴子”(应该是屋脊上的一种吉祥物)扭到了自己家的方向,祠堂族长与这位师傅大吵了一架,师傅不服气,拿着瓦刀将祠堂门上的一个角砍缺了一块。我们比对照片,门上方两个角确实不对称,其中一角缺了一块。王老人还告诉我们,这里的碉堡驻扎的是伪军,日本人驻罗汉寺,经常到田家湖来扫荡。


  经过三位80岁以上老人和田子江同学确认,日军照片背景田家祠堂是无疑了。回到前面问题,那“高桥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照片背面文字:“中支那钟祥县 旧口镇附近警备纪念摄影 于田家湖高桥队事务室前 桥本伍长 寺岛少尉 高夫伍长 佐川一等兵 沟井上等兵 ??军曹 五十岚军曹 武藤一等兵 昭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祠堂附近分明是“马桥”而不是“高桥”。如果照片背面是笔误,正面的牌子“高桥”就不是笔误能解释的。为何不用名气很大的“马桥”做队名,而用从未听说的“高桥”呢?今天早上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合影的8人中,从左至右前排依次为:桥本伍长、寺岛少尉、高夫伍长,后排依次佐川一等兵、沟井上等兵、??军曹、五十岚军曹、武藤一等兵。按二战日本军衔排序,这8人中军衔最高的为少尉,坐在前排中间。其次为两个军曹,站在后排左三、左四位置。再次两位伍长坐在少尉的两边,左边为桥本,右边为高夫。后面左一为一等兵,左二为上等兵,右一为一等兵。最高长官坐在前排中间符合惯例,为什么军衔高的军曹没有坐着而让军衔低的伍长坐着呢?


  我们可以假设。这是上级一行到基层检查工作,检查完毕合影留念。以示上级领导对基层的关怀,让基层领导与最高长官坐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官大的站着,而官小坐着的情形。而这两个伍长一个叫“高夫”,一个叫“桥本”。会不会“高桥”就是用这两个伍长各取一字命名呢?二战时期中日两国都有用人名命名部队的惯例,如某某中队、某某小队。只不过这个队有两个官职相同的长官,为平衡关系各取一字做了队名。这样,“高桥队”就有了合理解释。


  照片正面牌子“高桥队”上面是“吉矶”两字,明显有修改后的痕迹,那“吉矶”又是什么意思呢?另外田家祠堂从未驻过日军,那日军为何跑到祠堂来照张照片呢?其实历史就是这样,有些是无法考证的。这两上迷留在这里,让感兴的朋友去研究吧。


  但有一个事实是不无可争辨的,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我们中国。到过我们旧口,给我们先辈带来过无穷的苦难,这张照片就是明证。至于照片背后的故事我的另一篇文章《旧口屈辱史》作了讲述。


  老同学田家新、张可兵及众多网友为本次寻找作出了贡献,一并感谢!

旧口屈辱史

情系钟祥 05-14 10:29 阅读 1.5万 回复 22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接着上海、南京相继失陷。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了抗战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终因两国实力悬殊,25日夜中国军队撤出全部撤离市区。10月26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虽以失败告终,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反抗,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中国抗战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断过渡。


  武汉被占领后,日本军队并没有停止侵略的脚步,兵分两路向武汉周边进犯。右路军沿鄂东北向随枣宜进犯,由13师团组成的左路军向襄河东部地区进犯。13师团到达天门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北取京山攻钟祥,一路沿老汉宜路向西直逼沙洋。由于江水阻隔,旧口成为本次进犯的终点,1939年3月3日大年正月十三旧口落入日军之手,从此旧口人民经历了长达6年零5个月奴役统治。


  图1:1939年3月4日《庸报》报道旧口沦陷的消息“鄂中日军占旧口镇 右冀亦猛进压迫随县”。


  日军占领旧口后,为巩固其统治,在成立日伪旧口县政府同时,成立了“鄂西保安司令部”,势力范围达天门、潜江、京山、钟祥、沙洋广大地区。在旧口镇周边建有众多军事设施,加紧对旧口人民的奴役。旧口飞机场是日军统制时期建建造的最大军事设施。飞机场东起黄桥(现东方红1、2、3、4组),西抵老公路(现四化路南北走向公路),南起贺台(现襄江5组),北达胡棚(现东风9组),占地2500多亩。动工时损毁大批农田和民房。机场分别建有三个长10米、宽15米、高6米的机洞,机洞用石头垒砌,相当坚固。飞机来自武汉机场,作为轰炸鄂西宜昌地区的中转站,解决了航程不足的问题。日兵宪兵队强迫当地农民当苦力,每天人数2000左右。1941年4月动工,当年6月全部完工。


  图2:日军占领旧口后在旧口附近田家湖所留照片,前排中间为寺岛少尉,寺岛为名,少尉为军衔。


  日军占领旧口后,大肆屠杀中国军民。1939年4月一个夜晚,驻守襄西的国民党37师吉星文部组织508人敢死队分三路围歼旧口。由于日军工事坚固,装备精良,激战5小时未能成功,不得已在拂晓前退回襄西。第二天在汉奸的带领下日本人在周家湾(现灯塔1组)农田里俘虏30多名中国军队伤员。日本宪兵将这些伤员捆绑在李人和药店和成记粮行门前。中国军人无所畏惧,高呼口号大骂日本人及汉奸走狗。日军将一位排长拖到周人和商店里,脱掉全部衣服,破腹挖出内脏,排长壮烈牺牲,场面何等惨烈。被俘军人,杀死在杨家堰6人,汉津书院25人,后被当地人集中掩埋。日军统治期间,旧口建有关押所谓“犯人”的集中营,这些犯人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有250多人遭到关押,这些人遭受残酷刑法,如坐老虎凳、捆绑吊打、竹签插指、敲腿子、压双杠、电刑。整得人皮开肉绽、血肉横飞、死去活来。甚至还将人头挂在会馆北门上,强迫当地老百姓观看,直到臭烂为止。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旧口人民世世代代不会忘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几位日本人来到旧口会馆寻访,这时的会馆已是旧口二中所在地。在学校大门口被一位老长的老师碰到,当明白来意,这位老师说:“你们如果来旅游我们欢迎,如果来谢罪我们接受,如果来寻访你们的足迹,请不要走进这扇大门。”这群人被拒在会馆门外。这就是一个旧口人的良知。


  图3:日军在旧口野战仓库照片。


  旧口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整整过去80周年。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有句名言:忘记历史的人将重蹈历史覆辙。日本的侵华史告诉我们,积贫积弱就要挨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

  旧口是钟祥四大古镇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2500多年。战国楚王投奔随国“涉于成臼”,三国刘备“败走汉津口”,唐朝李白“臼口阻风十日”,清末捻军“三下旧口”。

  旧口历史不仅有文字记载更有实物佐证。元代旧口种棉织布,纺织业发达,集市如江南街道依水而建。明朝中叶修建汉江大堤,一条“箭杆堤”(现老街南头东西方向一段是箭杆堤的一部分)将老街拦腰截断,“河街”(现花园村4组)隔于堤内,老街缩短。汉津口(现缸盖厂附近)后建有“汉津书院”,乙亥(1935)年被洪水冲走。清朝为纪念镇压捻军而阵亡的四将领建有祠堂(现旧口二中教师居住区),名“四忠祠”,辛亥革命被毁。同时捻军将在旧口战死的1000多人姓名刻于石碑,存于莲花寺内,后被移于旧口高中做了茶水房的垫脚石。“山陕会馆”见证了旧口商贸的繁荣,由于地处“箭杆堤”与老街的夹角位置,乙亥(1935)年洪水在这里形成回水,得已保存下来。1945年设于此的国民党鄂西保安司令部“军火库爆炸”,使会馆毁于一旦。仅存的几幢亭阁也在文革后期倒塌。

  老街伴随着古镇故事从历史长河中缓缓走来,终于进入了我们这代人的视野。可我们看到的老街如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布街尽毁,西街萧条,会馆坍塌,青石板路消失。随着集市东移,昔日车水马龙的景象渐渐远去。接着老街民居逐渐被现代钢筋水泥所代替,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悄无声息之中。

  当我们老了,蓦然回首端祥老街,在一年又一年从南方吹来的春风春雨中,老街焕发出生机改变了模样。我们努力寻找历史洒落的痕迹。终于,找到了。布街西边,几根木柱斜撑着半壁“刘家大院”,不见当年堂皇与富丽。西街南边跨塌半边的四合院,静静躺在那里,讲述当年“福音堂”传教的肃穆与热闹。老街上终年紧锁的四连户街房(这是唯一有价值的连片保护区),见证老街的古老与喧啸。

  2018已然逝去,2019悄然来临。“乡村振兴”战略的集结号已经吹响,“美丽乡村”创建已在华夏大地如火如荼展开。新的家园是人们共同期盼,但对于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我们更应保护。文物不能“厌旧”,他可以将乡村妆点的更加厚重。老街已毁不可复生,民居还有可以保护。新的一年,我们不忍心古老民居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苦苦挣扎。若能看到一片修旧如旧的清代民居以新的面貌呈现老街,那是何等的惬意。若能实现,我愿叫父母官一声爹、一声娘,那是名至实归。





到郭亮村打鬼子去

流金 2018-09-27 阅读 1.3万 回复 16


  10多年前的2004年,每次出差客车上都在播放一部抗日喜剧片《举起手来》,拍摄地为南太行山脉的郭亮村。影片讲述了一支日本精锐部队为得到一个无价之宝而进军一个小山村,但是最后只剩下一个日本兵的故事。电影采用倒叙的手法。刘薇饰演的孙女回忆自己姥姥的故事。她的姥姥还在上学时,正是鬼子大闹中原的时候,而且学校时常发生日本兵抓爱国学生的事件。有一次她的姥姥被日本兵盯上了,慌乱之中她躲进一个木箱子,并且不知不觉的被日本军方运走,又被游击队队员截获,而后又转到了郭达饰演的农夫手中。影片手法独特悬念环环相扣,笑点连连不断。我不太喜欢这部电视剧,但客车上不得不被迫反复观看。以至成了我一生中看得次数最多一部电影,也从中知晓了中国两大笑星郭达、潘长江。在我看来《举起手来》成了恶搞抗战剧的鼻祖。严肃也好恶搞也罢,记忆深刻就是硬道理。经过10多年的网络发酵,“到郭亮村打鬼子去”成了到郭亮村旅游的代名词。
  2018年9月21日由钟祥资深网络人百花盛开召集58名网友,联系马途旅行社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南太行之旅。第一站便是郭亮村。早上从钟祥出发,经武荆高速在荆门转G55二广高速,到达郑州后经河南S87连霍高速直达云台山风景区。下面是旅行路线,全长7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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