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逃客

自定义日期:  从   到  最多1年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钟祥城内有四位公认的大名医(中医),分别是徐笙舫、朱兴铨、何少升、张华甫诸先生(均擅长中医内科、儿科、妇科等)。四先生皆名大,故收入不菲,但对待收入的支配各不相同。当时钟祥城内流传着这样四句顺口溜:徐家爱的是古董玩器,朱家爱的是绫锣缎匹,何家爱的是买亩置地,张家爱的是字画典籍。四先生中的徐、朱均有后人在钟祥,故采访到的资料较多。何先生长眠异乡,无后人,资料难觅。张先生的后人落籍四川,无法联系。故而,何、张两先生在下文中只能从略介绍。 “开明人士”徐笙舫 徐笙舫(1866——1933),人称徐偏头(斜颈所致),他的浑名竟盖过正名。祖籍江西,其父亲徐志静行医为生,约在清朝咸丰年间落户钟祥。刚来时无知名度,只好在当时的龙山报恩寺旁的关帝庙中一边教书,一边行医。他精心培养、调教儿子。徐笙舫没有辜负父亲教诲,发奋用功读书,考取了“秀才”功名。徐志静不愿让儿子去做官,希望他做一名良医。徐笙舫不仅国学好,医术随父也学得精道。皆因才华出众,被安陆知府桂荫聘为府内医生,自此声名大振。民国后,徐笙舫坐堂行医,堂号为“进修堂”,取论语中的“狂都进取,修己以敬”两句里的“进、修”二字,寓意特别。 徐笙舫医术高超,慕名者众多,所赠匾牌挂满四壁。对待穷苦患者,他不收分文诊断费,并在处方上注写“此方药费不收,由余担付”等字样,嘱患者到当时钟祥城内最大的“孟复兴”药店取药。有钱有势者看病,他要价较高(一次1至2元大洋)。国民党5师师长王甲本生病后被徐笙舫治好,论价付给10元大洋,他照收不推辞,一点客气话没有。有一年,沙洋最大商行的一位王老板患重症,行里特派人赴钟祥城请徐笙舫去诊治。王老板连服了他开的十几剂中药后,病痊愈。为感徐的再造之恩,王老板送给他不少贵重物品,并将徐的肖像照特意送到武汉翻拍放大2尺相赠。徐先生看病有两大特点:凡钟祥城内人家请他上门治病的,他都是步行而去,从不坐桥子,就是人家请了轿子,他也会叫人家辞掉;对待患者服药期饮食上禁忌,徐笙舫的态度是:患者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必顾忌。他强调的是心理及精神因素。徐笙舫一生带教了34名弟子,后都成为钟祥地区的名医。最得意的门生有钟祥城内陈志愚,皇庄的董荣成、刘协堂,中山的魏步青(人民医院最早的名中医)等。1985年编修的《钟祥县志》中均有其徒子徒孙被载入。 徐笙舫因秀才出身,学问好,书法俱佳。他的许多诗文及行医心得笔记在日寇侵略钟祥时失落。他才思敏捷,出口不凡,与人对对子至今传为佳话。当时钟祥城内有一陈公子,才学好,与徐是文朋好友。有一年夏季,二人同游到元佑宫前的水塘边,徐因自己年长,便谦让请陈公子先出上联。这位陈公子望望身边水塘里被风吹动的荷花,脱口吟出上联:风吹荷花徐偏头。徐知道陈公子的用意,在拿自己的偏头开心。他老先生毫不逊色,马上吟出了下联:浪打沙滩陈麻子。因为陈公子儿时患过天花,脸上不幸落下了麻点子。对罢,两人仰天大笑。徐笙舫在城内建有房屋若干,作为治病场所和居住,另在城南郊购置了十几亩地,建造了几栋庄房请专人管理。闲余,徐先生便去那里暂住,品味“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桃源式生活。徐先生一生喜爱收藏古董玩器,藏品颇丰,可惜在他去世后,因种种原因,都落入他人之手。据说其中两件最为珍贵的宝物被日本侵略军掠去,一件是夜明珠,一件是上好的如意。 徐笙舫思想进步,同情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1930年,贺龙率领的红军在攻打钟祥城时,伤病员挺多,居住在庄房处的徐先生积极免费为其医治,并自愿捐献出大洋200元送给红军,作为革命经费,被贺龙称为“开明人士”。 乐善好施朱兴铨 朱兴铨,字义衡(1862——1940),祖籍湖北咸宁市,世代行医,其祖父约于清朝嘉庆年间迁居钟祥,到朱兴铨这一代医名鹊起,声誉大振,患者所赠匾牌布遍房屋内外。在对待穷苦患者与富有患者的处理上,朱兴铨和徐笙舫一样。朱先生的坐诊堂取名为“生生堂”,取自易经中的“五行相生,五行相克,生生不息”,意为兴旺发达。他精研医术,善于思索,遵循古训,但不囿于古训,敢于挑战前人。他对传统的“八脉”之说曾提出异议,据他自己多年的实践,总结为“七脉”。 业余,朱兴铨喜欢读书,吟诗作赋,他常将自撰的诗文送给徐笙舫。其子曾笑他,说不自量力,在秀才面前班门弄斧。他不惧讥讽,照做不误。朱兴铨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经常向当时健在的黄举人、黄进士请教(人称“二黄”,钟祥的名士大儒)。不然,他怎能写诗文与人唱和。 朱兴铨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只要是病人,他一概认真待之。当年红军攻打钟祥城时,有许多伤病员找朱先生诊治,他一律免费,深得红军好评。红军赠送了许多物品给朱家,均被他婉言谢绝。他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当邻居家的一位老太太被红军误当作土豪劣绅对待时,朱先生挺身而出,找到红军负责人,说明邻居家的衰败家况。红军弄清情况后,立即将关押的老太太释放,不予追究。1939年,徐笙舫的儿子徐家鼎被日本侵略兵捉去敲诈,受惊吓生病而死,朱兴铨慷慨解囊,出资5块大洋予以安葬(此时徐笙舫已去世多年,家道衰落)。朱兴铨好客,待人真诚,家里人都喜欢文艺,所以,朱家常常是高朋满座,文人雅士荟萃。戴之麟、关云门、徐笙舫等钟祥名流常光顾朱家,吟诗作对,交换诗文,相互品评。朱家人喜欢穿戴,注意饮食,所以,朱家人出来光彩体面。 朱兴铨有二子,长子叫朱平陔,次子叫朱吉占,人称朱大先生,朱二先生,都是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的一代名中医。朱平陔的得意弟子尤永豫(曾任市中院副院长,现去世)传承朱氏医道,在钟祥地区大名鼎鼎(1985年版《钟祥县志》均有记载)。 何少升与张华甫 何少升(1869年——1939年),行医堂以名字命名,为“少升堂”,据说无后人,何少升晚年客居京山的陈集,在此乘鹤归去。 张华甫(1865年——1937年),行医堂取名为“张福堂”,其后人因躲避日寇战乱落籍四川。据徐笙舫之孙徐修权先生介绍,张华甫的后代(孙子、重孙辈)现在重庆市所辖的万州市行医,仍挂着“张福堂”招牌,在当地颇有盛名,前几年曾回钟祥省亲访友。
民国时期,钟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钟祥城里有“三怪”,赵、关、戴。赵即赵鹏飞,关即关云门,戴即戴之麟。三人都满腹经纶,胸怀鸿鹄之志,因言行上有些独特,不合时宜,便被戏称为“三怪”,其轶闻轶事流传甚广。其实,三人都是当时钟祥的精英人物,曾为钟祥的文化、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作出过积极贡献,特别是编修民国时期的《钟祥县志》,三人更是功不可没。
弃官返乡的赵鹏飞
赵鹏飞,字纯青,又名雄群,1879年出生于胡集转斗湾一贫苦农民家庭。幼时勤奋好学,立志效国。1903年投湖北新军当兵,1905年加入进步组织“日知会”,与钟祥革命志士彭养光组织“安郡公益社”,1906年至1908年入军校学习,1911年与他人在四川发动反清起义,因起义有功,被民国临时政府授予“少将”军衔;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任武汉三镇司令员,中华靖国军秘书长及参谋长;讨袁失败后随孙中山东渡日本坚持斗争。鉴于队伍内部党派纷争,赵鹏飞痛心不已,毅然退出军界,于1919年返回故里。
回乡后,赵鹏飞设私塾养家糊口。由于他德高望重,慕名求师者甚多。他除教学生知识外,还经常教他们救国救民的思想,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赵鹏飞被推选为国民党钟祥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号召工农团结,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在他的影响号召下,他的学生在老家农村纷纷组织农会,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贪官诛污吏,工农努力革命”等口号。农民革命运动势如破竹,狠狠打击了地主老财、贪官污吏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胜利后,赵鹏飞受命赴武汉主持汉口税收,后任湖北省民政厅秘书主任,不久辞职,重返故里。1932年出任钟祥县教育局长。其间,他着力制定全县中小学整理大纲33条,力求各学校人无冗滥,财无虚用,教有所据,学有所得。从事教育之际,赵鹏飞对城镇建设、道路建筑、治安维护、救灾济困等公益事业,常引为已任,尽心尽力而为。1935年7月,历史罕见的洪灾之后,人们流离失所,四处逃荒。赵鹏飞为此痛心疾首,夜不能寐,亲自秉笔书写赈灾倡议书,向各级政府呼呈,向有钱人劝导;并将倡议书在全县镇乡的街头巷尾散发张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1935年初,赵鹏飞受命主持编修《钟祥县志》,他率编修人员不畏艰辛,对本县的历史沿革等作了大量考证,本着求真存真原则,精心编写,工作如期完成。一部真实反映钟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物产、地理风貌、历史人物等涵盖众多方面的鸿篇巨著问世。这部格局新颖、内容详实丰富的地方志,是民国时期全国所修县志中的佼佼者。
赵鹏飞在家乡倡导移风易俗,破除陋习,主张妇女解放,特别反对为妇女裹脚。他为此创立了“天足会”,吸收当地社会名流和一些封建色彩较浓的老人参加。在所召开的大会上,他列举裹脚“罪状”,并将一王姓大脚妇女请上主席台,当众赞扬,还为此编了一首顺口溜教唱:“大脚好,大脚好,肩担重担也能跑。从今以后去,女娃不再包脚了。”1936年6月下旬,转斗湾集市上姓李与姓杜的两大家族为事发生械斗,有人伤亡,势态发展严峻。赵鹏飞恰好在此。他见状挺身而出,责令当地分管治安人员做两姓头面人物工作,命其派保丁20余人鸣枪示众。经赵鹏飞的不懈努力,加上他的威望,一场更大的流血亡人风波平息了。
1936年9月,赵鹏飞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期间,惨遭车祸去世,终年57岁。
拒为日军效力的关云门
关云门,1874年出生于钟祥城区一书香之家。据家谱记载,为三国时期名将关羽之后裔,祖籍山西洪桐县老荆山。祖辈于清朝中叶随军落籍钟祥。青少年时期的关云门目睹朝廷腐败,列强大肆侵略中国,清廷无力抵抗,只得割地赔款,激起了他振兴中华的斗志。他认为,解救中国要靠强大的军事,于是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一军事学校。归国后,当他目睹到民国仍是列强横行,军阀混战,兵祸连结,民不聊生时,其报国之志深受挫折。他认为,从戎只能沦为军阀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能为国尽忠,便放弃赴四川为官的任命,归故里隐居。
1932年,时任钟祥县县长的严祥雯,慕名聘请关云门担任县财务委员会负责人,专管地方附加税。这种税专用于地方行政单位、军事单位及教育单位的开支。关上任之前,这一税收常是入不敷出。关接任后,秉公办事,一介不取。他经常亲自检查经办人的账目,责成下属做到了毫厘归公,点滴入库,收支平衡,深受众人推崇。
1935年汉江发大水,家住阳春台的关云门出资买米用大锅煮稀粥赈济灾民,将家中仅有的衣物送与灾民。当时县里成立了赈济委员会,大家公推关先生为主任委员。他不负众望,亲自检查灾民情况,责成下属根据受灾人的具体情况,酌 情配发物资和钱款,杜绝了弊端产生,务使每位灾民受到救济。
1936年,周边地区区域定界,人家点名要关云门作执掌,因他正直公道。定界时,关先生根据历史文献及现状实际,作出综合分析后,一锤定音,各方均心悦诚服,较好解决了边界问题。同年他参加《钟祥县志》的编修工作。关云门天资聪慧,他在与当时郢中城区四大名医中的朱老先生的频繁交往中(朱、关两家为世交),渐渐懂得了医道。他利用这一技之长,免费为老百姓治病。
关云门思想先进,他是当时钟祥县带头剪去长辫穿西装的人。他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尤其反对妇女包小脚。他的二儿子从小与城内一户人家订了亲,后来关云门听说女方父母要为女儿裹脚,便用厚纸剪了一个大鞋样,派人送到亲家。亲家见关先生反对妇女裹脚,就放弃了原先主张。所以,关云门的女儿、媳妇没有一个是小脚的。关云门中年丧妻,照他的人才、品行,续弦不是问题,但他没有再娶。既当爹又当娘,将10个子女抚养成人,外加照顾一个寡妇弟媳。关云门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他的长子娶媳妇定要娶人家的长女,二儿子娶人家的二女,依次类推。
日寇侵华时,关云门的一位日本同学随军到钟祥后,便四处打听他,听说关云门躲乱到张集镇的大山中,就数次写信托人转关云门,请他出山为日军效力,均被关云门严词拒绝,保持了高度的民族气节。1943年,关云门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在张集逝世,终年69岁。当时迁移在此的钟祥县府的工作人员及钟祥中学(省七中)师生,自发为关先生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葬礼,缅怀他的一生。其下葬棺木还是从附近一户人家借的,后由几位生前好友凑钱支付。
向毛泽东呈书的戴之麟
戴之麟,又名麒生,1869年出生于郢中镇城区戴家湾的贫民之家。他少时聪慧,读书刻苦用功,后取得“秀才”功名,为公认的清末湖北八大秀才之一。戴之麟一生教书育人,曾分别在湖北七中(现钟祥一中)及私塾从教。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县人大委员会常委。1959年仙世,享年90岁。当时的钟祥县主要领导人戴士义等亲自为老先生操持葬礼,参与者众多,场面规格大。他仙逝后,其后人遵照遗嘱,将家中10柜图书,资料及手稿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由省文化部门派专车运武汉)。
戴之麟年青时曾主张“实业救国”,古人管仲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其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但实业救国离不开教育,没有人才何谈办实业,这是他终身从教的指导思想。上世纪20年代初,他协助学校在寺坡(文风塔西端)开辟园莆,作为农业课的实习基地。他大力宣传在湖区广种棉花,在滨水低湿地段广植杞树。他立志把钟祥变成江苏的南通(南通是当时全国的模范)。他的育人思想非常明确,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经世之才,通过学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戴之麟对学生要求严格,不准学生在校吃零食,如发现,不论是谁,他会当面批评毫不留情。对不用功学习的一些富家子弟的处理,他别出心裁,嘱将身上的好衣服脱下,让给学习好的穷学生穿,让穷学生的破旧衣服给不用功的富家孩子穿。他的另一特点是对穷苦家的孩子特别关照,因为自己是贫苦出身。教学之余,戴之麟刻苦钻研学问。他治学严谨,每天天不亮就披衣坐在床上背诵《孟子》、《楚辞》等文章,至天大亮才结束。这是他的必修课,终生如此,从未间断。他常对学生说:“一日不死,老子再来”,意思是人活一天,就要学一天。他不仅勤学,而且勤思,到死如此。他的著作有《楚辞注解》等8大卷。他很敬重毛泽东,解放后曾将一套《楚辞注解》通过邮寄,呈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因工作繁忙,便委托郭沫若先生予以复涵,肯定了他的学术成就。
戴之麟爱憎分明,痛恨黑暗腐败,向往光明。他在教新学课时(别于私塾课),见到书中那些虚伪的东西,就当着学生的面痛斥抨击,还将课本上的蒋介石像用笔划上杠,说蒋比春秋时期的梁惠王还狠毒。梁惠王还有纳谏从善及恻隐之心,见牛被人牵去屠宰,便问明其原因,嘱人解除了对牛的屠杀,而蒋介石杀了那么多人,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一点仁义都不讲。他当时曾预言:国民党反对派迟早要垮台的。1935年汉江发大水,年逾花甲的戴之麟自发组织群众护堤,保民安民。日寇侵占钟祥后,派人请他到日人开办的学校任教,被戴之麟拒绝。他在家自办私塾教穷苦人家孩子,过着清贫生活。戴之麟一生虽然奉行不入党不进会,但他还是同意长子戴大斗参加了贺龙的红军队伍,大革命时期在福建牺牲(戴家为烈属)。1936年戴之麟受聘参加编修《钟祥县志》为主笔之一。抗战胜利后,戴之麟联名钟祥的有志之士向政府建议加强钟祥城区建设,将汉水改道与北湖相连。并将北湖与南湖之间的山体打通,在新开掘的人工河两旁建设钟祥新城,改道的汉水从易家山头出去,与下段的汉水道相衔接。其建议被县府采纳并会同省建设厅共同规划后准备实施,所行路线的木桩都打好了,但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其事便成了泡影。
解放后,戴之麟一度在荆州博物馆、本县文化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是整理地方历史文献。县里有什么重大活动,必请戴之麟老先生参加。告老回家后,他每日除了读书写作外,一有空便身背竹篓,手拿长钳,在街头巷尾拾果皮、纸屑、垃圾、保护环境。
戴之麟一生最让人称“怪”的是他一年四季身着一套长布衫,腿穿夹裤,一双布袜,一双大布鞋。再热从不在外赤身;再冷,从不穿棉袄、棉裤、棉鞋,头不戴帽(光头),手不提烘炉,用运动驱寒。他这样做除了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外,还有一个重要原由:他的父亲是名泥瓦匠,因饥寒交迫,被冻死在街头。所以,他一生不着棉衣、棉裤、棉鞋、棉帽,以示不忘根本,表达孝亲。他一生不穿洋布,以示气节。刚解放时,政府派人送棉衣、棉裤等上门,被戴老先生婉言谢绝。
一生光明磊落,心怀宽阔,清心寡欲,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生活简朴,爱好运动,挑战寒冷,这是戴之麟90高寿的秘诀。

从新疆体育局获悉,中甲湖北华凯尔队将于本月底正式迁入新疆,球队暂更名为新疆博格达足球俱乐部;今年俱乐部原班人马将与新疆本土球员搭建新阵容征战新赛季。  华凯尔迁往新疆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看中新疆足球的群众基础、市场前景以及浓厚足球文化底蕴,新疆体育局政策法规处官员告诉记者,新疆直接引进中甲俱乐部,减少了从业余到职业的投入成本,加快了足球职业化进程的脚步,改写了自治区没有职业足球队伍的历史。  他认为,新疆支持发展职业足球队伍,对提升当地足球运动水平,特别是青少年足球运动水平,促进各级队伍相互有效衔接、足球良性循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加快推进新疆足球发展以及增加足球人口有着积极作用。  记者了解到,2013年12月28日,华凯尔俱乐部正式向新疆足球协会、自治区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发来落户新疆乌鲁木齐的申请,经自治区体育局同意,新疆足协、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于2014年1月2日给对方回复了同意落户的确认函,对方收到确认函后正在向有关方面办理迁出手续,并报中国足协确认。  1月8日,华凯尔俱乐部派人来疆专门办理俱乐部迁入新疆更名注册等手续,俱乐部名称暂定为“新疆博格达足球俱乐部”,在1月15日前正式完成新俱乐部在中国足协的注册手续。双方月底还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签约并举行揭牌仪式,对外正式发布新俱乐部名称、新俱乐部标识和比赛队服。  依靠湖北绿茵队和康天队的底子,湖北华凯尔三年前在湖北黄石市注册组建,并成功冲入2013年中甲联赛。然而因缺乏赞助而“裸奔”的华凯尔,在上赛季中甲前半程稳坐“副班长”位置,直到最后一场才惊险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