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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天气渐渐热起来,新冠病毒会否随着气温升高而逐渐消失?多国专家观点不一,多数表示,仍需观望。也就是说,并没有证据表明疫情会在夏天来临后结束。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更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一种年复一年出现的季节性病毒。1918西班牙大流感就曾在地球上连续反复出现,西班牙大流感可以简单分为三波,第一波发生于1918年春季,基本上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第二波发生于1918年秋季,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第三波发生于1919年冬季至1920年年春季,死亡率介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流感往往引发并发症而导致死亡,以肺炎最多。许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运动场所等都被关闭长达超过一年。西班牙流感夺去的人命最早的估计是2000万人,但后来重新统计结果,将其重定为 5000万人,但上限可能到9000万人,但不管哪个数字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还多。我国目前的疫情是本地病例已经寥寥无几,但是输入性病例依旧不断。同时,从以往1918年和2009年两次流感大流行的经验来看,一旦出现大流行,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在短时期内是难以结束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些国家在高峰过后,一旦松懈就会出现第二波高峰,甚至第二波高峰高于第一波(参见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第二波高峰情况)。有鉴于此,我们在逐步恢复社会运作和生产的同时,依旧要时刻防备第二波高峰的出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湖北是全国目前管控最严的地方,也极可能在不久后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巨大的牺牲,才换来如今得之不易的局面。同一个地方,绝不能跌倒第二次!守牢进鄂通道,严防输入,轮到湖北硬核了。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2018年数据显示,该国当年1月份人口为6049.9万人;而湖北2018年国民经济和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本省2017年年末常住人口为5917万人,规模和意大利相当。就疫情发展而言,截至3月12日,意大利累计确诊12462例,病死827例,是欧洲最大疫区。该国也和湖北一样,采取了严厉的疫区封锁举措。若将时间往前调39天,意大利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轨迹,和湖北每日新增确诊数轨迹几乎一致。鉴于意大利和湖北人口大致相同,前者的“每万人确诊数”发展轨迹和后者几乎一致。而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人口为1004万,而武汉市人口为1108万。在同等人口密度下,伦巴第大区(已有确诊7280例)每万人确诊数,也和早期武汉情况一致。欧盟阵营中的意大利,几乎处于“孤军奋战”状态:德法等国限制医疗物资出口;欧盟所谓“团购口罩”计划迟迟没有进展。对此,意大利为抗击疫情只能靠自己——启动“大规模休克疗法”的财政激励措施。武汉封城后,湖北疫情得到控制,除了是因为本地民众和政府的坚守,还归功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援鄂力量。全国支援武汉和湖北各地4万多名医务人员,累计向湖北调度防护服530多万件,N95口罩近千万只,调入医疗救治设备38类6.5万台(套),其中呼吸治疗类设备2.2万台(套)。罗马大学(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社会经济统计学博士法比奥·塞巴提尼通过建模发现,意大利疫情若得不到控制,将比湖北要严重。
        疫情最初爆发的时候,新加坡“佛系抗疫”成为焦点。转眼间,一个月已经过去,新加坡抗疫成功了吗?答案是,不仅成功了,还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中国境外的抗疫“典范”。截至3月5日,新加坡确诊新冠肺炎117例,治愈出院81例,治愈率高达68%。事实证明,新加坡的作业是一份“动态管理”精细化管理的典范,它和中国大灾之下的举国体制优势,同样是别人抄不来的作业。不过,新加坡的效率显然更高。新加坡的做法说起来很普通,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提高检测能力,减少未知的恐慌。第二,隔离期间,执法不打一丝折扣。第三,不惜代价,尽一切努力维持医疗资源的平稳运行。第四,以循证为基础,追踪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学史,并且做到信息透明。新加坡疫情防控,是以让中国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开始的——新加坡总理亲自拍视频,跟民众苦口婆心地强调新冠病毒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多洗手才是最应该做的卫生习惯,也不要哄抢物资……李显龙的引导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但新加坡政府显然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因为这些公共卫生方案,都是按照最高等级的世卫组织所推荐的做法来制定的。以争议最严重的戴口罩为例,世卫组织至今也没有推荐人人戴口罩。这是因为:生病的人一定要戴口罩。这样才能减少病毒在空气的传播概率,也是健康人可以不戴口罩的基础。比起戴口罩,多洗手才是你最应该做的。如果你没有养成时常清洁的习惯,那么当你接触到口罩的时候,一样会把病毒带到口罩上。如果政府呼吁戴口罩,既会造成资源的极端紧缺,又会引发民众在街头排队戴口罩,造成交叉感染,最后反而让最需要口罩和防护设备的医护人员,没有了口罩。前线要是倒下了,还怎么救治病人?实际上,这些在日韩都发生了。但总有人担心,需要口罩,那怎么办呢?新加坡政府在1月底就免费向每户家庭发放4只口罩,然后2月初就上线了预约口罩的政府官网,并在官网解答大家对于口罩问题的疑惑。新加坡政府并非强令民众不要戴口罩,而是教给人怎么戴:如果你咳嗽和打喷嚏,带普通医用口罩;N95口罩留给医护人员,普通人不要戴;健康人不需要带口罩;保持个人卫生和常洗手,这些都优于戴口罩。政府的努力,显然是为了保证一线医疗人员有充足的防护物资。因为当年的SARS,新加坡也是中国境外最严重的地区,而且一样集中在医院内部感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疫情,新加坡也是中国以外,最早从“SARS化”去认识新冠疫情的国家。维持医疗资源的正常运转,还包括精妙的分诊制。在新加坡,医疗体系是从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级别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从2020年2月17日起,新加坡卫生部激活了超过800间发热门诊诊所,专门为患有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患者提供治疗,并且统一价格为10新元,老人则是5新元。而同期的武汉,仅有61间医院设有发热门诊,武汉庞大的社区诊所没能起到应有作用。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当下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症状,去到发热门诊就可以进行分流,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转诊到综合医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开药就是了。严格的分诊制,既提高了就诊的效率,也扩大了病人获取医疗资源的概率,还在第一步就减轻了大型综合医院的负担。而因为有家庭医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对身体不适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甲医院挤一挤,就交叉感染了。回望这一个多月,新加坡的确因为地理上的特殊性,在跟病毒的抗争中取得了先天优势。但同时防疫过程中的及时、透明、系统化,也给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正疯狂扩散的地区非常大的启发。新加坡的防疫过程,体现了典型的系统化思维。每个人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根据政府公布的信号自行判断和调整,最终达成整个系统的常规流转。井然有序,避免了无谓的恐慌。更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显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它的一套做法,正是来源对17年前SARS疫情的复盘。2003年,新加坡是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第一例确诊患者就是“超级传播者”,将疾病传染给了20多个人。新加坡在抗击“非典”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可是,当年的新加坡政府反应又快又狠,被中国媒体称为“铁腕治SARS”。新加坡卫生部出台了六条“防线”,包括将疫情控制在一间医院内、专车接送病人、家庭隔离和边境控制等。最终,新加坡不仅控制住了疫情,还因此建立了今年抗疫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疫情将倒逼改革,但前提是有了切实的复盘,能够真正发现问题,听取批评意见,判断措施是过头了还是做得不够。因此,对疫情的复盘,不应该漏掉新加坡的珍贵经验: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视个体的价值,把专业的事情交回给专业的人来做,别再迷恋“一刀切”。 ——财经头条

袁国勇:其实现在,当50几个国家已经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根本已经是一个全球大爆发了。像韩国大邱市、意大利这样的地方,他们已经走向最初武汉的方向了,情况非常令人担忧。


吴小莉:现在已经开始有反输入的案例,您担不担心真的有更多输入案例进入中国内地和香港,引发另一波疫潮?


袁国勇:这个是肯定的,就好像刚开始武汉输出病例一样,现在意大利、韩国,甚至将来美国,都会转过头输入个案给中国,所以这个疫情的控制一点都不可以放松,同时也要考虑边境的管制,有一些可能从疫区来的人,真的要先隔离十四天才行。

上一次2003年SARS导致的经济损失是400亿美元。这次疫情持续下去的话,经济损失一定会比上次多得多。因为到最后,如果其他国家搞不定,他们的病例会倒过来输入中国,到时中国的经济也会再受另外一波的影响。


吴小莉:1月25号香港成立专家顾问团,您作为成员之一,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袁国勇:基本上是关于边境控制需要的。当你每天有差不多4-5万人过关的时候,是很难避免疫情不被带入香港的。


袁国勇:香港可以控制的唯一一件事,能令到我们的医疗系统不会瘫痪,就是控制住社区。如果我们的情况像韩国大邱市,或者武汉那样,我们的医疗系统一样会瘫痪。病患太多了,医护人员无法全部顾及到。他们如果太累了,自然就会受到感染。现在香港抢口罩、抢米、抢厕纸,其实这些恐慌都不是大事。但是如果有医生、护士都病倒,甚至死亡的时候,那才真的是恐慌,社会真的会乱。所以我们香港政府必定要让这个疫情不要在社区蔓延,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件事情,将会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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