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酒肉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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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楼市总是充满了偏见和误区,比如,大部分人谈及房地产,言必称北上广深,眼光所至全部都是所谓的“新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最起码也得是珠三角、长三角等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

事实上,楼市的真相在于,正是广大默默无闻的地市和县城,才构成了庞大的房地产市场,过去几年,因为棚改货币化、农民进城、返乡置业等多重因素催化,三四线楼市的涨势之猛、幅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都让人感到瞠目结舌。


经济学家李奇霖日前公布了一组数据,近年以来,一线城市施工面积占全国的比例不到6%,二线城市占比在28-29%左右,三线及以下城市占比在65%-66%。

聊楼市,必然要聊三四线,聊三四线,就必然要聊到棚改和人口这两大变量。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三四线楼市已经没有退路了。



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三线以下城市平均棚改目标下降幅度达30%以上,也就意味着此前支撑楼市走强的重要购买力,在今年会逐步缺失,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选择实物安置,过去几年在小城市大量拿地的房企,也会面临手中库存难以消化的困局。

其次,人口流出也是日益严峻的问题,在此前公布的2019新型城镇化任务中,“收缩型城市”这一名词引起人们热议,近日频繁登上楼市头条的东北鹤岗,就属于此类中的典型,一方面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是常年的人口净流出,这是多数三四线城市的现状。



更关键的是,市场已经在做出自己的选择,4月22日,中泰证券房地产行业分析师倪一琛发布研报指出,在最近一周,三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环比增速跌18.63%,同比增速大跌43.47%!

在以前,我们说小城市还有退路,指的是有农民进城去推动城镇化进程,即便棚改退潮后,也有长期的购买力会支撑当地的楼市,但现在的情况让大家很诧异,都料到了三四线楼市会走弱,但没想到跌幅会这么大,无论是购房者还是房企,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数据显示,在一季度,三四线城市土地供应1.27亿平方米,同比下跌17.18%;土地成交1.00亿平方米,同比下跌25.49%,土地出让金2153亿元,同比下跌30.93%。

土拍下降、销售额下跌、二手房成交量下跌,这是三四线楼市的表象,真正内在的原因却是人口、棚改等多重因素所带来的长期压力,困局既然已经出现,便很难轻易规避,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应趋势,对购房者而言,在做出决定前一定要深思熟虑。
【岛叔说】“群众无感,干部不满”,基层这现象值得警惕
先说一件岛叔老家的事。

这几年,岛叔的家乡变化很大。村干部花了大力气,高标准地把十公里的通村公路修好了,还把河道修葺一新,新建了几个小公园,俨然是个美丽乡村。岛叔每次回家,对比过去,甚是感慨。

满以为乡亲们会和岛叔的感受一样,可结果让人意外。对村庄的变化,老乡似乎并不领情,对村干部所为很不屑,甚至还满腹怨气。村干部呢?也很气愤,累死累活却得不到乡亲的承认。

一句话,“群众无感、干部不满”。

现象

岛叔在基层调研时发现,这种情况很普遍。

有一次,扶贫干部陪岛叔访谈当地一家贫困户(单身汉),到了后,贫困户家中之脏乱令人震惊,几乎没有落脚之处。旁边的扶贫干部很不好意思,拿起扫把帮贫困户打扫,边扫边发牢骚:“你怎么能这样呢,政府帮你,你也要争气啊。”但他只在一边笑,很是无所谓的样子。

说实话,岛叔在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扶贫干部干工作可真是任劳任怨,但也几乎每一个都或多或少体会过“寒心”的滋味。

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前几年某地发生水灾,当时就出现了干部救灾、群众在一边看的情况。曾几何时,动员群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常规”,为什么现在变成了政府包办?大家都在感慨,如今的基层治理怎么了?

按常规,正常的基层治理行为,要么是群众和干部都满意,比如福利分配;要么顶多群众和干部一方不满意。现如今,干部和群众都不满意的情况为何如此普遍?

不少基层干部感叹,现如今,政府连做好事都会做出矛盾来,真是令人费解。

基层调研一幕:扶贫干部帮贫困户打扫卫生

群众

费解之后呢,能怪群众么?

似乎是怪不上的。

毛主席早就说过,做任何工作,群众都有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三部分。这本是规律。那时候,还可以通过“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把群众团结起来。

现在的问题在于,经过20年的高速城市化后,很多村庄都已是空心村,群众之间的社会关联已经大大弱化。再加上随着市场转型的快速推进,客观上农村也出现了群体、利益乃至于阶层的分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时候,想像以前一样,村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做自己的事,其实已经很困难了。

现在,群众不再是简单的政治标签,也不是一个单一身份的群体,而是能动者的集合体。这几年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每一个人都想自己的权益得到尊重,与此同时,义务意识却不见得增强。据岛叔观察,甚至还有明显弱化。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自从农业税费免除以后,农民基本上不再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各种权利也在不断增加。这当然是国家的进步,让农民享受改革红利。但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治理者很难用单一的话语和框架展开行动。直白一点就是,试图用“顾大局”来说服群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些因素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人们很难再形成集体行动。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基层干部组织动员群众的难度,基层干部甚至不知道“群众”在哪里了……

家乡修路的时候,岛叔就曾亲身经历过一次。为了重新规划村庄,也为了降低工程量,村干部想让公路改线,从岛叔家族的祖屋门口过。这涉及到几十户,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大部分在家的老人都不同意,或是怕破坏风水,或是怕地盘被占;少部分中年人同意,觉得这样可以顺便改善祖屋的环境,未尝不可。

但麻烦的是,大多数年轻人都不在村,老人又做不了主,家族里根本就没有“主事”的,村干部找谁去商量呢?结果,开户主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都是老人,并且还不齐全。虽然私底下大家都不同意,但没人愿意公开出头反对。不同意当然就是默许了——那就签字吧……

结果可想而知,路是修通了,群众却不满意,后续还有无尽的麻烦,比如补偿问题。

家族不断有长辈打来电话问:“德文,村里是不是拿了钱放你这里了?”我说没有啊。但家族里的很多人都不信,说“怎么会呢?地都被他们占了,哪有那么傻的?”天地良心,家族里有几家猪栏被拆了,是补偿了一些钱的;至于公地,村里确实没说法啊。

图片来源于网络

干部

这能怪村干部吗?

他们也冤枉,也身不由己。村里修路,资金本来就是个问题,况且占的又不是私人的地。不过村里还是承诺了,会在祖屋修缮的时候争取项目作为补偿。

税费改革后,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乡村两级组织开始转型,其中根本的变化是失去了财政自主性,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并且,上级政府通过乡财县管和村财乡管等制度设计,剥夺了乡村两级组织的财政权。

自此以后,基层组织逐步“悬浮”于乡村社会,治理行为具有鲜明的“眼光向上”的特征。简言之,基层治理者失去了自主性,成了单纯的政策执行者。

雪上加霜的是,基层组织不仅丧失了财政等治理资源,还在响应上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进一步弱化了治理职能。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很难再说自己是“治理者”,而是“服务者”。

结果就是,不仅是上级,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还是在基层自由裁量权逐渐弱化的情况下出现的。

其次,干部其实已经不知道怎么跟群众打交道了。熟悉基层的人都知道,群众工作是一项实践艺术,得长期浸淫其中才行。但客观上,当前已经失去了让干部真正下沉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条件。

一方面,没什么事需要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过去,税费征收、计划生育,哪一件事不得跟群众打交道。而今,即便有了“硬杠杠”的行政任务,也无需和所有群众打交道。一旦这种“可选择性”出现,基层工作就会向讲策略、讲特殊等角度去考量。

比如,有SF户,那就想尽办法解决其特殊情况;有“钉子户”,那就想尽办法找“突破口”摆平;哪怕是对待贫困户,那也是一项个别的、阶段性的工作,犯不着建立长期关联。

另一方面,上级的各种要求,实际上也增加了基层干部接触群众的难度。这些年基层行政的“规范化”过程,催生了大量的办公室业务,很多乡镇干部坦言“下不去了”。甚至于,很多地方连村干部也卷入其中。

比如,很多地方搞一个便民服务中心,让村干部坐班,以为这才是“服务”。殊不知,很多中西部地区的村干部反应,坐班以后反而和群众生分了——连群众都说,坐在哪里,还真把自己当干部了,何必呢?

症结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恐怕是我们对基层治理存在太多的误解。

误解一:庸俗化理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将为人民服务庸俗化地理解为市场关系中的“服务”。这两种“服务”的意义是不同的。

为人民服务是一项政治原则,并不能等同于具体的行政过程。我们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主要是从政治要求来说的;而行政过程有其科学性,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原则和行政价值来代替。

再有,人民群众是一个需要分析的复数,不是任人摆布的单一“符号”。尤其是在当前的基层治理环境中,为人民服务应是为群众的整体利益服务。

但很奇妙的是,过去一些年来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将这两种不同意义的“服务”融合,进而出现了“群众”以服务对象自居,要求基层干部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供“无私服务”的画面。这种错位,造成了干群关系的扭曲:干部是可以无私,可那是为“人民”服务啊;一旦群众以“雇主”的心态要求干部时,不仅群众会面临期望过高的窘境,干部也会觉得很是不适。

误解二:基层治理中老好人主义泛滥。只要群众有要求,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总是无原则地满足,什么都“兜底”。这会出现什么问题?

岛叔前段时间受某市房管部门的邀请,调研了该市的物业管理情况。有一个数据令人吃惊:全市三分之一的小区物业费是政府兜底的,尤其是还建房小区和老旧小区。该市准备制定一个包括还建小区在内的物业管理办法,岛叔建议既然是物业费,“收不收是一回事,收多收少又是另一回事”,结果受到绝大多数区级物业管理部门的反对,觉得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言下之意,政府还是得承担这些小区的物业费。

在跟一个还建小区的社区书记访谈,岛叔问,要是开始收物业费得等多长时间?这位书记不假思索地说,至少20年。也就是说,政府至少得兜底一代人。

这种老好人主义,甚至还在脱贫攻坚等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那么多群众争当贫困户?就是因为贫困户的一切都被兜底了,利益实在太大。

本质上来说,老好人主义就是不担当、不作为的形式主义的表现——遇到问题不想办法解决,而总是想着通过“收买”来化解矛盾。殊不知,越是如此,矛盾积累得就越多。贫困户的诉求是解决了,那还有更多的非贫困户呢?

误解三:泛政治化。现如今,上级各部门在下达任务时,都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要求基层配备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任务。但问题是,基层哪来的三头六臂?如果所有事情都是政治任务,那不形式主义还能怎么办?

事实上,绝大多数任务对于基层而言,应该是常规性的,犯不着短、平、快,否则治理效果会适得其反。从政策执行的科学性来说,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当事事都重大时,也就意味着事事都不重要。

久而久之,基层干部逐渐变得疲惫不堪,群众看在眼里也只会“无感”而已了。

文/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编辑/百里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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